獲獎者簡介 何佳樂，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2021級英語筆譯專業(yè)碩士生。2023年榮獲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英譯漢”組二等獎，在綜合面試中成績優(yōu)秀，獲得了南猶他大學獎學金，并于2023年8月赴南猶他大學訪問交換
如何架橋
幾天前，組委會老師邀請我與睿璇談一談我們的留學生活，我思索自己這樣無關緊要的人物，有什么是值得分享給大家的呢。接著，我便開始回憶起自己與海倫·斯諾的緣分。無論是親赴紅區(qū)向世界報道真正的中國，還是為“工合”運動籌措，亦或者是在后半生撰寫了三十余部仍未出版的手稿，海倫·斯諾的精神被總結為一種“架橋精神”，而我與睿璇正是通過這場競賽的架橋才得以前往海倫的故鄉(xiāng)，延續(xù)這種中美人民之間的珍貴友誼，我便想就我們的美國生活談談如何架橋。
人們總是習慣建構，讓原本自然而然的知識與情感變得復雜。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對核心權力的守護和人的自負。無知者無畏，這又讓無知者對有知者生畏。這些有知者只讓少部分懂得者懂得，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圈層；又讓大部分不懂得者生畏，維系了不小的底層基礎，在他人有知與無知的認可或者從眾的傾向中闡明和彰顯了自身的價值與高度。
架橋就是讓事情變得簡單。這一點與翻譯有一些共通之處。今年年初，針對“中國龍”的譯法激起了社會各界的討論。有人認為應當選擇Loong，有些人則主張沿用Dragon。在我看來，這便是讓事情變得復雜，遵從自然發(fā)展即可，如是的糾結顯得有一些無謂。真正關注中國龍以及熱愛中國文化的人，自然會接觸到其正譯Loong。讓西方讀者突然接受一種非主流的譯法讓我們的文化信任度下降，似乎還有一些強制的意味。針對這一點，我也在與美國朋友們的閑聊中聽到過一些觀點。在他們看來，我們總是十分“激進”。他們談到，在中國人出現的場合總是想讓“我們”認可并承認“他們”是更好的。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但其帶來的感受卻真實地發(fā)生了，我們更應該想想為什么會在國際傳播中帶給他人這樣的感受。
很顯然，架橋絕不是刻意為之。我與睿璇在經歷了一周的“披薩生活”后，感慨美國食物的單調與無趣，并戲稱其為“美國爛飯”。后面的日子里，我們被迫做起了中餐，并時常邀請我們的美國朋友們品嘗。特別是我們的朋友雅各布，總是回應:“It’s good.”。我們終于讓這些“美國哥”們體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直到感恩節(jié)假期間，我在廚房制作了一道風味茄子，受到了舍友迪亞戈的連連稱贊。甚至在假期結束后，向德里克、扎克和根納爾反復推薦，并詢問我何時會再次制作。我才明白，之前對中餐的贊美原來僅僅是出于一種禮貌。誰知道，下次前往鹽湖城購買中國長茄是什么時候呢。但好在，總算是有一道中國美食留在了這個巴西小哥的心中。我們戲稱的美國爛飯是西方的飲食文化，其實并沒有高下之分。
何佳樂、張睿璇與好友聚餐
架橋還需要架橋者的思索。西方世界的“中餐”其實是適應選擇后的“Chinese Food”。有趣的是，這種脫離了本身的美式中餐（例如Panda Express）在中國開店后，又被大家打卡追捧。與此同時，我與睿璇在錫達城的KFC中就餐時就發(fā)現，這里并不售賣新奧爾良雞翅。其原因我們不去深究，但在我們眼中認為應當受到認可并引以為傲的東西，其實并沒有對應于外界的感受。這讓我覺得，我以往的講解活動作用實在是甚微。也許，只有那個繼續(xù)提問的小男孩想要了解海倫·斯諾。
架橋是為了更好地溝通，為了結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去銷售和炫耀一件華麗的商品。如果我們在講述自己的時候，自負擁有從未斷絕的五千年歷史，標榜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廣博與高深，便無法真正地讓他人接受和認可我們。短短幾個月的美國旅程，我在布萊斯大峽谷受到過歧視，我的美國好友科恩為我伸張正義。一個從未造訪中國的巴西人向我表達著對中國的厭惡，通過與我們的接觸與生活，他的觀點得以改觀，并約定與我共赴華山之巔。這里的人們幾乎沒人知道日本政府排放了核污水，通過我們才感嘆“This is so BAD.”西方的新聞中存在著對中國的選擇性描寫，我們向他們展示了手機中的綠水青山以及便捷、干凈的中國城市。節(jié)假日中，我的舍友們載著我穿梭和感悟美西的自然風光……
我想沒有人天生就心存惡意，架橋才是彼此了解的良方。我來表達和介紹，如果你真的感興趣，那便親自去了解和感受一番。
如果說，這次美國之旅彌足珍貴的收獲是什么，那一定是友誼。這里的清晨是西安的晚上，我會在這個間隙與父母和姐姐視頻聊天。白天與傍晚，我的朋友們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使我沒有時間放空自己去體會孤獨的滋味。我最應該感謝的人便是雅各布。我很慚愧，但拗不過我的本性，我對雅各布的情感是復雜的。接著，便是與我最親近的四位舍友，他們是德里克、迪亞戈、根納爾和扎克。他們四個的信仰不同、國籍不同、愛好迥異，卻總是一起出現，贊美我、支持我。他們會在我每次返回公寓時，高喊“LEO!”；夜晚，我們在客廳聽著德里克彈奏吉他，表情夸張；深夜他們載著我去公園運動，玩滑板。短短的四個月，我兩次登臺演唱，都源于他們的鼓勵。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對生活的熱情不斷削減，但在這里我選修了油畫課程、用鏡頭捕捉瞬間、又拾起了寫作。他們的出現讓我暫時忘記了佳樂，成為了利奧。我沒有參透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收獲了如此多的愛意。
在海倫·斯諾文化研究中心一周年慶典上
何佳樂、張睿璇與前來赴約的舍友合照
然而，我們終究生長在不同的文化當中，或者說我的英語水平還無法自由地表達我的心中所想。我隱匿的情感都寄托給了我的中國朋友們。首先，當然是睿璇。這段日子里，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我們談論人性、聊及歷史、探究思想的萌生。接著我們又結識了迅穎、新輝、浩華、子淵、凡哥與宇軒。作為男孩和女孩，我們有愛而不得的情感；作為孩子，我們各自的家庭皆有懷戀與傷疤；作為青年，我們有著對未來的期許與迷茫。我們在或戲謔或真摯的交談中疏解自己的內心。對于我們來說，再次相見實非易事，但大洋彼岸的我們也就這樣架起了橋。我想這是一種戰(zhàn)友般的情誼，無需日常的維系，卻共同期待著再見時的擁抱。
圣塔莫尼卡碼頭，美國66號公路的終點
何佳樂、張睿璇與好友們在此道別
獲獎者簡介
張睿璇，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專業(yè)2023屆畢業(yè)生。2023年，榮獲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漢譯英”組二等獎，在綜合面試中成績優(yōu)秀，獲得了南猶他大學獎學金，于2023年8月赴南猶他大學訪問交換。
我的專業(yè)背景與翻譯本身
我很榮幸地成為了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漢譯英組二等獎的獲得者，也因此獲得了南猶他大學的交流機會。這一切都讓我受寵若驚，深感自己仍是文學與翻譯道路上的初學者，不足以為人師侃侃而談，便在此淺談我在翻譯中的感想與拙見，以為分享而非授業(yè)。
在我看來，翻譯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文字——真正打動人心的往往不是高超的技巧，而是文字本身的力量。而文字的力量來自文學，法國作家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認為，you’re what you eat(你即你所食)；在我看來，you’re what you read(你即你所讀).
文學是我生命最真摯最熱忱的來源。從我十歲時第一次捧起《紅樓夢》時，我便捧起了對自己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的好奇心，再也沒有放下來過。這是我文學的啟蒙，也是我審視自己所處的文化的開始。
小學時，我閱讀三毛，想象自己在廣袤無垠的撒哈拉沙漠上躺著看星星，與牛羊駱駝為伍；中學時，我愛上了張愛玲，每天流連于老上海外灘上“荒誕，精巧，滑稽”的洋房，看著生命這席華美的袍上爬滿了人性的蛆蟲；大學時，我又沉迷于老舍、余華和莫言的世界，沉迷于他們筆下鮮血淋漓的中國。三毛讓我愛上了遠方，張愛玲讓我審視起人性，老舍、余華和莫言讓我解構自己所處的社會?？ǚ蚩ㄕf過，我們應該去讀那些能刺中和傷害我們的書，如果所讀的書無法帶來當頭一棒的驚醒，我們讀它干什么呢？一本書必須是一把能劈開內心堅冰的斧頭。
張睿璇與好友游覽美國自然風光
我至今為止最喜歡的國外文學作品大概有六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班牙語，譯者范曄），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法語，譯者柳鳴九），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捷克語，譯者許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俄語，譯者榮如德），喬治奧威爾的《1984》（英語，譯者劉紹銘）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英語，譯者主萬）。這些文學作品來自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語言所著，但都因為出色的譯者而煥發(fā)出了中文語境下的生命力。在我看來，一個出色的翻譯一定是一個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安危先生說過，翻譯本身就是文學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楊絳翻譯了《堂吉訶德》，郭沫若翻譯了《浮士德》……這些文學功底深厚的作家往往能夠為作品提供其本身之外的文學意蘊。我認為，翻譯首先是文學，而文學首先是閱讀，閱讀后可以寫作，寫作中找尋自己的語言風格，翻譯便是水到渠成。
我是一名考古學專業(yè)的學生，平時主要關注人類學。中國的考古學體系與西方很不同，中國的考古學更像是歷史學的分支，其目的在于“證經補史”；而西方的考古學是人類學的分支，其關注點是人類本身。由于我本身研究方式比較西化，因此對人類學與社會學的關注度很高。
人類學要求研究者在談論他者之前要將自己變成他者，并在對照中進一步反觀自身、理解自我，這高度契合著我在精神層面最根本的需求：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與構成我的一切。
張睿璇與好友參加南猶他大學
海倫·斯諾研究中心一周年慶典
無論翻譯還是考古，在我看來，“話語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視的議題。我在畢業(yè)論文中采用了性別考古學的視角，關注了與戰(zhàn)爭有關的大型墓地中女性受害者的數量與死亡方式，這在女性的存在與話語權被普遍剝奪的情況下屬于很小眾的題目。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也經常發(fā)現翻譯中女性的話語權被削減與剝奪的現象。比如電影Cleopatra，按照原名應該直譯為《克里奧佩特拉》，或意譯為《埃及女王》、《埃及法老》，但其中文譯名卻是《埃及艷后》。這個譯名將處于主體地位的女法老通過翻譯降格為了從屬地位的王后，甚至進一步將其污名化為“艷后”，直接削弱了克里奧佩特拉的政治主體性與個人意志，增強了對其“風流韻事”關注的惡趣味。愛潑斯坦事件中的Little Saint James Island直譯過來應是“小圣詹姆斯島”，事件爆發(fā)后國外用罪惡之島（Island of Sin)代稱，而我們卻將其稱為“蘿莉島”，將關注點由犯罪者轉向了女性受害者，在翻譯中將自己的視角置于加害者的凝視位置，表達了對受害者病態(tài)的凝視與審判。翻譯的核心標準是“信、達、雅”，而這種在如今社會隨處可見的不信、不達、不雅的翻譯背后，隱藏著削弱女性話語權與主體地位的意圖，這一點在波伏娃的《第二性》與卡羅琳•佩雷斯的《看不見的女性》中都有詳細的論述。語言是一種權力，會塑造人的思維與認知，能夠溝通交流、消弭隔閡，也能筑起高墻，制造壓迫。作為一個業(yè)余的翻譯者，我時常警惕語言表達中話語權的爭奪與壓迫。翻譯的過程應該是消除障礙與隔閡的過程，而非進一步制造對立與剝削的過程。我由衷地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關注到這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話語權的剝削，推動文學與翻譯的話語權平等。
張睿璇前往好友家中聚餐
直到今天，我們都在強調“building the bridge” 的重要性。人類試圖建造巴別塔，上帝便給了我們不同的語言，我們有了語言的壁壘，因此有了思想的割裂。翻譯這件事本身就是建造巴別塔的過程，是溝通國家之間、語言之間、文學之間的橋梁，是時間與空間的交錯和碰撞。我們擁有了翻譯，便擁有了摩西分海的力量。黑塞在《荒原狼》中說過：“人是一種試驗和過渡，人只不過是自然與精神之間的一座又狹窄又危險的橋梁。”因此思想總是在以不同的形態(tài)，在不同的個體中傳遞著，它無法被創(chuàng)造，而是在等待著被呈現。我們都知道“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孔子也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個文字都是言有所衷的，文字和語言的力量也來自于此。所以我們需要文學，需要表達；同時需要來自世界各地的思想與文化，需要聆聽。因此我們需要翻譯，需要架橋，需要建造巴別塔，需要聽到別人的聲音，也需要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作為海倫斯諾翻譯賽的參與者，我很榮幸能夠體驗這個奇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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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樂丨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獎學金獲得者留學生活分享-第十一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賽氪 (saikr.com)
張睿璇丨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獎學金獲得者留學生活分享-第十一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賽氪 (sai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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